对垃圾进场,说明垃圾场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就应该停下来,而不是动用警力强制进场。”
王桥诧异地看了杜建国一眼,道:“县城每天都要产生垃圾,垃圾场停下来,又没有替代品,城里的垃圾怎么办?未必就堆在大街上。”
杜建国道:“修垃圾第一步就是征得当地村民同意,你们从第一步就做错了。错了就应该改正,而不是强迫村民接受。”
王桥道:“这是理想主义的说法。我不讲大道理,只讲现实问题。第一点,城里垃圾必须要找地方处理,不放在甲地就要放到乙地,现实情况是不管是甲地和乙地都不愿意垃圾场放在自己身旁,这是人的本性;第二点,垃圾场是建委修的,交给我们城管委管理,作为新任的城管委副主任,我的职责就是组织人员将垃圾收集起来,运送到垃圾处理场处置;第三点,村民把路堵了,我能怎么办?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把垃圾运进去。把垃圾运进垃圾场,这才是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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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道:“你个人是没有问题,但是整个运作机制出了问题。修建垃圾场应该尽量满足村民的要求,依法行政。”
王桥道:“不谈这些抽象的理论。我问你一个具体问题,按照建设部的部颁标准,垃圾场的搬迁要求是夏季主导风向五百米内要逐步搬迁,如果恰好有一个五百零五米的,搬还是不搬?从实情来说,如果五百米会受到影响,五百零五米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五百零五米搬了,五百零十米、五百零十五米难道不应该搬迁?如此一来就永无尽头。”
杜建国道:“建设部制定五百米的规定就是错的!”
王桥道:“就算建设部制定的规定是错的,我们一线人员在建设部标准没有修改之前必须执行部颁标准。”
杜建国坚持道:“我们要以人为本,垃圾场周边村民不应该因为垃圾场的修建而影响生活,这是对为政者基本的要求。”
王桥感觉和杜建国的思路是在两条轨道上跑,道:“打住,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讲点毕业后的风花雪月事。”
两人毕业以后,因为工作单位不同,看待问题的视觉悄然地发生变化。
一路聊着离别以来发生的事情,二十来分钟后来到山南日报大楼前。
杜建国指着大楼道:“大楼十六层是领导层,他们在十六层上指挥大楼所有人员,影响全省舆论,很牛吧。我的理想是在四十岁的时候从现在的三楼上升到十六楼。蛮哥,你的理想是什么?”
王桥遥望着与山南日报相距不远的省委大楼,想象着前女友晏琳行走于其间的场景,道:“我的理想很简单,从哪里摔下去就从哪里爬起来。十年之后,我要在省委大楼有一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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