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打青年影展的旗号。目前，只有西宁那个影展如火如荼越办越好，但谢兰生想办一个电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办，抗议的人还被关押，这次，他在几个偏远省份走了一走、问了一问，其中几个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确表示参展影片必须过审，还说省里可以配合，在电影节举办之前把电影片迅速审审，让电影节如期进行，谢兰生挺无奈的。

　　他还是觉得审查尺度太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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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谢兰生跟电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见了见。

　　对着川局，他再一次表达出了他对审查的建议：希望审查委员会能削减管理者的人数，增加从业者的人数，这里从业者既包括导演、制片、影评人、策展人、记者，也包括文化社会学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甚至可以参考欧美，还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带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说，削减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业自治的成分，同时促进审查人员的年轻化、“无罪化”，别总是秋后算账，“谁给过了就等于谁犯错了，就等于谁觉悟不够高了”。在这样的机制之下，从业者从专业角度阐释电影说服其他人，争取更多行业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他还是觉得现今标准太严太严了。打个比方，商业片中“负-面现象”必须已经被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了，“当下问题”不被正视。第二位拿“欧洲三大”的大导曾呼吁分级，电影局则回复他说“电影全部代表中国”，可问题是，中国就是这样复杂呀，因为复杂，才立体，才勾人。

　　经常有人说导演们“摄制烂片还怨审查”“怎么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兰生觉得十分无语。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总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这个题材，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长那个题材，百花争鸣。“a擅长拍某个题材，那bcde都应该擅长拍同个题材，他们要是拍不出来他们就是破烂导演”的逻辑完全是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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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午，谢兰生跟电影学院一个领导又聊了聊，同时还有加州大学的一个终身教授，研究娱乐法的。

　　谢兰生想说，如果审查必须存在，那它未来发展方向该是“人治”变少，“法治”变多，可是，中国娱乐法、电影法这个领域一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没有，相关规定一片混乱，娱乐产业市场规模、法制建设并不匹配。美国娱乐法、电影法的研究则十分活跃，加州大学法学专业一直包含相关课程，也提供硕博学位，于是，谢兰生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提了一嘴，政法大学、电影学院是不是能开设课程，培养人才，从法制的那条路来推动审查的前进，比如，完善电影公司行政诉讼的流程。

　　中国2004年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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