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制片厂一直包揽好莱坞的电影大片，自由主义与美国梦等“新价值”约定俗成，行业、市场无比默契，“反叛电影”观众极少。所以，这能叫作完全自由吗？谢兰生也不大清楚。
总之，目前来看，比较现实的做法，一个是在审查委员会争取到更多席位，实现更多行业自治，一个是法律框架内规范化整个流程，实现更多法治管理，第三个是在各方面为审查+分级双管齐下做些准备，最后一个是，等时机到了，就全面推动审查转为分级，虽然似乎十分缥缈。
在分手前，谢兰生跟对方教授又说到了资本问题。
他们两人全都认为成熟机制是必要的。好莱坞的“电影预算=预售金额x3”“投资银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个个投，吃市场不吃项目，因为最后总是赚20%”“保险负责超支部分”等等模式并不可行，因为那是独占了80%全球票房的好莱坞。不过，中国市场目前这些“对赌协议”“保底发行”让电影公司确确实实心急火燎狗急跳墙……
再告别是六点钟了。
兰生接到莘野电话。对方带着磁的声音透过听筒又传过来：“还不回来？明天下午《一天》公映了。”
“回了回了。”谢兰生笑，“这就回了。”
这一天，跟电影节的负责人谈，跟电影局的副局长谈，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谈，跟电影发的教授谈，谢兰生竟不觉得累。
挺莫名地，他想起《基督山伯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来了：
【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个字里：‘等待’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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