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无所期待，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盼望的了。

　　然而，她对她承担的新责任感到畏惧。即便她的丈夫是一个成熟而又有权威的人，她同他发生性关系这一事实也会使他威信扫地：他不可能取代父亲，更不用说取代母亲了。他不可能让她不再向往她的自由。在她新家的孤独中，受一个她多少有点陌生的男人的束缚，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个妻子，并且注定要轮到她去做母亲，这令她不寒而栗。她永远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失落在前途无望的世界，被弃于冷冰冰的现在，于是她开始觉得这纯粹无聊的骗局实在是乏味得很，令人麻木不仁。这一切苦恼，被异常透彻地描写在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日记中。她怀着少女的热情嫁给那位伟大的作家，却发现自己对他的过去，对他的兴趣一无所知。她在他的生活中并不是第一个女人，她无法看透他的心思，肉体关系令她感到厌恶，他时常发脾气，显得冷酷无情，她想去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为什么要永远离开家？她无所事事，精神空虚，一无所求，生活令她厌倦。小说家柯莱特和马塞尔·普雷沃也都描写过这种可悲的厌烦和失望。雅内之类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则谈到了有时在极端情况下所导致的神经症后果。

　　婚姻对男人也常常是一种危机，他在订婚期间和开始婚姻生活的最初几天，有时会发生精神紊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年轻男人不像他的姐妹们那样依恋家庭，他属于某个团体——

　　高中、大学、学徒工厂、运动队、团伙，从而使他免于孤独。他在真正开始自己的成人生活时离开了这类团体，他害怕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独，于是常用结婚来加以逃避。但是，他被把夫妻视为一个“婚姻社会”的那种普遍错觉所愚弄。除非在情欲迸发出短暂火花的那一刻，两个人无法形成一个世界，从而他们每一方都无法防御外部世界的进犯：这一点，他们在结婚的第二天就都认识到了。在这之后的不久，变得亲近温顺的妻子，并没有使她的丈夫摆脱孤立状态；她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条出路；她没有把他从他所承担的责任的重压下解救出来，相反却加重了这些责任。性差别常意味着年龄、教育、处境方面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没有给真正的相互理解留下任何余地：这两个人很亲密，可仍很陌生。以前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女孩子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下长大，她没有“过去”，而她的未婚夫却有过“生活”，于是应当由他把性的知识传授给她。这种微妙的角色给某些男性留下了愉快的印象，而别的目光比较敏锐的男性，则在不安地揣测着在他们与他们未来的配偶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在《无知的年龄》一书中，埃迪丝·华顿指出了1870年的一个年轻美国人对他未婚妻所产生的疑虑：

　　他怀着一种新的敬畏之情，注视着这个他即将成为她的灵魂监护人的年轻人所袒露的前额，严肃的眼睛，天真快活的小嘴。作为他所归属并且所相信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这个什么都不懂却什么都期望的年轻姑娘，像个陌生人似的也在注视着他……既然他作为“正派人”，有义务向她隐瞒他的过去，而她作为该出嫁的姑娘，也有义务没有可隐瞒的过去，那么他和她又能相互了解些什么呢？……这位作为精心设计的神秘制度的中心的年轻姑娘，恰恰由于她的坦率和自信，而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她坦率，可怜的宝贝，因为她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她自信，因为她不知道有什么该防备的。她的准备不过如此，可是她要在一夜之间被投入人们所含糊地称之为的“严酷现实”中……

　　但同她短暂的欢娱之后，他认为这种种坦率和天真都是人工制品，又感到沮丧……这是母亲们、姑姨们。

　　祖母们以及早已死去的女祖宗们所阴谋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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