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将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无穷放大到难以为继的毁灭性边沿，终极引发了金融危机。

　　从历史上看，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本身存在着公道性，但是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过往的预期无法被现实满足的矛盾。

　　假如说“财富蕴躲”的核心要素包括“现实劳动成果+预期劳动成果”，那么“现实劳动成果”体现了货币的商品属性，而“预期劳动成果”则反映了货币的信用属性。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财富蕴躲”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历史上的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终极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

　　货币的“财富蕴躲”功能不仅决定了货币内生的自我可持续性，而且体现于货币的外在可接受性，即货币的流通域。

　　历史上主要文明的兴衰更替，从本质上看是该文明对其控制下的自然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与社会资源整合能力的全面反映，而货币的坚挺与疲弱则是这两种控制能力的外在体现。大凡强势文明在崛起的进程中，自然伴随着强势坚挺的货币和不断扩大的货币流通域，坚挺货币通过确保其稳定与可靠性来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信赖体系，以形成一个维护多边利益的牢固契约。在坚挺货币制度之下，社会运作在“货币法制”的轨道之中。相反，一个文明盛极而衰的拐点，主要体现在财富创造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庞大的开支消耗，发散性的赤字题目将诱发货币贬值与逐渐恶化的通货膨胀现象，不断贬值的货币反过来又压制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动力，导致货币流通域的缩减，削弱社会整合与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从而加速财政题目的恶化。同时，贬值的货币破坏了社会各个阶层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契约关系，“货币法制”被“货币人治”所取代，结果是造成了社会向心力离散，道德沦丧，并终极导致国家倾覆和文明衰落。

　　古罗马的兴衰历史正是在其货币盛衰的历史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恺撒执政期间，他一手建立起古罗马坚挺的金银货币体系，罗马货币随着罗马雄师得以扩张到地中海周边辽阔的区域，而广阔的货币流通域，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罗马帝国对周边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帝国实力。在长达百年的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物价稳定，税收温顺，贸易发达，贸易贷款利率处于4%~6%的正常区间，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中为最低水平。

　　从公元54年罗马天子尼禄时代起，由于国家财政收进日趋紧张，而开支却越来越庞大，尼禄天子开始以贬值货币来填补财政亏空。从公元54年到公元68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100%降到了90%，到公元117年，含银量降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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