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杏儿怀胎有六个月，还以走动。郑朗也鼓励她做小幅度的活动，这时对医学认识还不足，认为怀孕了不能运动，怕伤了胎气。这是不对的，越不活动，对胎儿越不利。所以大多数富贵人家妇人生产会出现危险，即便生下来孩子，孩子也容易夭折。故郑朗在崔娴与江杏儿怀孕的时候，劝她们做一些小幅度活动，前提是注意不能碰跌。

　　但时间再拖一拖，怀胎**个月，郑朗也不敢让她们活动了，会出意外的。况且是近两千里路的跋涉。

　　“也许不一定，真要那样，你就回郑州，等坐完月子，与几个娘娘一道下江南如何？”

　　“好……啊。”江杏儿有些不舍，不过为了孩子，不敢反对。

　　“你们回来了，我也很高兴，不如这样吧，我今天带你们去樊楼吃饭。”

　　“好唉。”四儿高兴地说。

　　到樊楼吃一顿饭最少要花费几百贯钱，一道普通的炒菜上来有可能收费几十贯，这个消费远远超过后世。不过进来吃饭的人也不在意，哥吃的不是饭，是奢侈。

　　但是樊楼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它几乎是宋代发达经济的一个缩影。

　　它的发达从宋朝专营酒利开始，宋朝对酒进行专营，但为了安抚一些豪强，放出一部分利润，其一是买扑制，其二是酒户。酒户不准私造酒曲，但可以从官府买回酒曲酿酒。官府赚的是酒曲钱，酒户赚的是酒钱，平分秋色。有时候朝廷还准许这些酒户用家产抵押贷款购回酒曲，卖酒后偿还贷款。东京城中七十二家正店全部是酒户。

　　樊楼经营最为成功，原来的樊楼叫矾楼，经营造纸的必须之物白矾，后来改为酒楼。赵祯苦于朝廷国库困窘，指定京都三千余户脚店在樊楼取酒沽卖。

　　这就涉及到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严格意义朝廷专营酒业，有酒曲之利，有酒之利，比出卖酒曲利润会更高。实际不然，两者全部经营，政府的效率会出现严重的人事与效率浪费，某些时候反而不及出售酒曲之利。

　　因为是朝廷钦定售酒所在，不会逃避税务，也不反出现纯粹的私酒，朝廷谋利反而比原先更大。这个问题在茶矾盐上也能体现，说是朝廷专营，大量的私茶私酒私盐，以及买扑制损害了朝廷的收益，否则仅茶矾香盐酒五项，可能为宋朝带来一亿五千万贯以上的收入。可实际的收入缩水了最少五分之一。

　　所以樊楼迅速飞黄腾达，朝廷一年分给樊楼五万斤酒曲，可以酿酒近两百万斤。

　　樊楼在经济史上进步的意义是分工生产，与宋朝大多数作坊原始的生产不同，樊楼经营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每层酒楼都有一个高级主管，主持本层业务，樊楼五栋四层，至少三十个以上的高级主管。第二是厨房，一共二十层食客，都要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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